辩证看待当前的社会矛盾首先“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首先要科学认识当前社会矛盾和问题。中国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面对“发展中的烦恼”，有人困惑，有人疑虑，一些片面甚至错误的认识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消解全面深化改革的正能量。片面错误的认识，除了立场问题、经验问题，大多源于错误的思想方法。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就要像陈云所说的，首先“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这样的解决方法是在延安整风时期提出来的，并用这种方法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今天，同样要拿这个方法分析、研究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所处的历史方位，以把握规律性、掌握主动权。

  所谓“古”，就是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在历史的比较中观大势、把方位、增信心。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习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子在于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样走过来、怎样走下去，哪些做对了、怎样做才对。抹黑昨天也就暗淡了明天，否定来路也就迷失了去路。今天的路是历史之路的延伸，承载着民族命运，是一条创造奇迹、改造面貌、成就梦想之路，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们从来就没像今天这样充满自信、这样意气风发。把“中国问题”与中国历史、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联系起来看，任何妄自菲薄、犹豫迟疑都缺乏事实根据。

  所谓“今”，就是从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看问题，研究我们所进行的“伟大斗争”所呈现出的“新的历史特点”。习多次强调，要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中看时代、看问题、看改革。要看到“三个没有变”，同时更要分析“新的历史特点”。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利益调整期、改革攻坚期、上涨的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这些审时度势的重大判断，反映了阶段性矛盾的特殊性，也恰恰是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根据，是战略定力和改革动力的源泉。看“风景独好”，又看“激流险滩”；看总量第二，又看结构失衡；看发展的潜在能力，又看瓶颈约束；看制度优势，又看机制弊端。只有辩证看“阶段性特征”，才能使我们啃起“硬骨头”来更加从容不迫，也更加锐不可当。

  所谓“中”，即从中国基本国情看问题，从中外的比较中认识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的，这就决定了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极其复杂。比如，当前存在的资源瓶颈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并不都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而是同我国经济基础薄弱、人口众多、超大规模的基本国情相联系的，解决这样一些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是其他几个国家不能够比拟的。有些人把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归咎于社会制度、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都是制度带来的，或“都是改革惹的祸”。而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怎么会有今天的发展成就？国情决定道路。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是分析中国问题的根本立足点。

  所谓“外”，就是以国际视野看问题，把中国发展中的问题放到世界历史长河中去认识，通过国际比较来认识中国当前面临问题的特殊复杂性。国际比较要有科学方法，只看同不看异或只看异不看同，选择性比较而不是全方位比较，非对称性比较而不是以相同标准、在相同条件下比较，都会得出错误结论。事实上，我们面临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是各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共性问题。比如，由于经济下降带来的压力较大带来的就业问题，这是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各国共有的问题。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跨入4000美元时都必然碰到的问题。工业化导致的环境污染，许多已确定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历史上都曾遇到过，伦敦从雾都茫茫到今日碧水蓝天，经历了很久。所不同的是，中国要在较短时间走完别国几百年走的路，而且要走出一条不同的路，问题必然会集中呈现、叠加在一起，这也正是这一场斗争的伟大之所在。

  一要理性客观地看问题，就是客观承认、积极面对、理性对待。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任何客观存在，不会因否认而消失、因轻视而缩小，也不会因为夸大而变得无可救药。对于当前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我们既不能视而不见、掉以轻心，也不能“戴上有色眼镜”看是非、定曲直，更不能故意夸大矛盾、视为洪水猛兽。比如，多、难问题，近来因为一张“人在证途”图表而成为热议的焦点。对这种的问题，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客观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承认这些证件历史上对管理社会的非消极作用，同时客观分析证件过多过滥的弊端，并积极帮助政府一道寻求解决的途径。另一种则是一味吐槽、诟病，发泄对政府的不满，把一切证件都说成腐败的温床，并抹杀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作的努力。很显然，前一种态度更具有建设性。因而，当对某一社会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时，应善于进行理性思考，而不能凭感情用事；当我们想达成某种愿望之时，不妨想想客观条件是否允许。为了一种超越现实而暂时没办法实现的目标而纠结，无异于“庸人自扰”；唯恐天下不乱，歪曲事实真相，随意传播谣言，或采取非理性手段来达到个人目的，更是为社会所不允许。

  二要发展地看问题，就是把问题和矛盾的解决看作一个过程，看变化、看方向、看趋势。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不断向前推进的。如果静止地看问题，就会被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所吓倒，就会丧失信心。当前人们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定历史发展时期相联系的，也必然跟着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问题的解决要从改变问题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入手，而各种条件的改变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比如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是历史文化原因、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原因、人口原因、体制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是简单的“造城运动”所能解决的，消除城乡差别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要从城镇化进程的每一个进步中看变化、看发展、看趋势，而不能急于求成、盲目蛮干。

  三要全面地看问题，就是要用系统的观点、联系的观点、立体的思维看问题。任何社会问题的出现都不是孤立的，也都不是“直线思维”所能解决的。曾经指出，把革命看成直线是形而上学，把革命看成曲线与直线的统一是辩证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平面,同时也必须懂得球面,要懂得平面与球面的统一，善于进行“球面思维”。比如，收入分配改革，就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单靠某一个领域、某一个部门是很难完成的，有必要进行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工资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等各方面的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非常容易造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分析问题时，既要“瞻前顾后”，也要“左顾右盼”；既要总体把握，也要分清主次；既要分析矛盾的范围、数量、程度，也要分析矛盾的性质；既要分析矛盾的小环境，也要分析大环境；既要看解决矛盾的有利条件，也要看不利因素。

  四要辩证地看问题，就是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看大势、看主流、看方向。既“不为浮云遮望眼”，也不可“横挑鼻子竖挑眼”。而有的人只看社会的阴暗面，不看光明面，这也“不靠谱”，那也“需质疑”。比如，有些人只看到道德领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滋长，只抓住社会上一些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行为失范、社会失序的个别现象，把这些个别现象加以夸大，把道德状况看得一团漆黑。事实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得到极大丰富的同时，精神面貌也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取得历史性进步。近年来，全国道德模范以及“最美妈妈”、“最美护士”、“最美教师”、“最美司机”、“最美基层干部”等一系列“最美”群体的出现，恰恰折射出社会道德呈现出的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态势。看问题，要看现象更看本质，看支流更看主流，看不满更看如意，看工作当中的缺点更看党和国家付出的艰辛努力。既满怀激情又秉持科学理性；既不为困难吓倒，也不盲目乐观；如履薄冰而又充满自信，心忧天下而又勇担责任，这才是应有的成熟的“国民心态”。

  同时，辩证地看还要求不能把事物绝对化。好好一个东西，如果把它绝对化，就会物极必反。比如，如果自由没有了边界，走向极端自由主义，社会就会陷入“人对人是狼”的战争；平等没有了边界，陷入平均主义，就会鼓励懒惰，消解社会活力。我们看待任意的毛病，心里都应始终装着一条边界，刻上一条底线，不能把相对的说成绝对的，把偶然的说成是必然的，把次要的说成是主要的，把局部的扩大为全局性的，把暂时的说成是长期的，把特殊的个别的说成是普遍的。

  解决中国问题是需要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习多次强调要树立底线思维，要求凡事从最坏处准备、往最好结果去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见微知著、提早应对。忧患心与自信心必须是相统一的。但在真实的生活中，有的人把忧患意识异化为怀古伤今、自暴自弃、畏缩不前的悲观情绪，异化为极端的怀疑主义和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唱衰”，异化为对个人蝇头小利的患得患失，异化为“围观者”、“打酱油”般的幸灾乐祸。忧患意识如果离开了爱心和善心、自信和自强、责任和担当，只能是消极的悲观主义，于国于民没有一丝好处。真正的忧患意识，应当是不失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忧患意识，是建设性的忧患意识，是勇于担当的忧患意识。

  解决中国问题需要战略思维和全局驾驭能力。习在索契接受俄罗斯记者正常采访时指出，治理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登高望远，同时又脚踏实地，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要“十个指头弹钢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把中国博大精深的经世治国思想运用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阐述了新一届集体治国理政的辩证法：借鉴西方而又“不失故行”，“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体现的是道路自信；“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知通亦知本，达变亦守成，体现的是本末、变守之间的战略定力；“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体现的是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体现的是活力与秩序的掌控；寻求“最大公约数”，求同存异，体现的是异同之间的利益聚合；“治大国若烹小鲜”，“慎于畏小”而“智于治大”，“抓大放小、以大兼小”，同时又“以小带大、小中见大”，“积小胜为大胜”，体现的是“小大之间”的睿智和从容；“积羽沉舟，群轻折轴”，“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禁微则易，救末者难”，体现的是“宏微之间”的忧国情怀；“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体现的是巨细、难易之间的战略掌控；力倡“善始善终、善做善成”，力戒“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体现了对“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的警醒；“圆不失规，方不失矩”，“德法兼治”，体现的是“方圆之间”的治国方略；“敢作为、勇担当，言必信、行必果”，“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体现的是知行统一的自觉担当意识，等等。习赋予这些闪耀着辩证法光芒的思想以现代国家治理的时代内涵，体现了新一届集体解决中国问题、进行伟大斗争的科学方法和高超艺术。

  解决中国问题要有创新意识和改革勇气。中国是一个富有强烈问题意识，同时又富有高度实践自觉、创造自觉的党。习多次强调，我们中国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未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创新的思想和认识，是由问题刺激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到总结和升华。必须勇于正视矛盾、化解矛盾，而不能一味回避、妥协。改革面临的矛盾越多、难度越大，越要坚定与时俱进、攻坚克难的信心，越要有进取意识、进取精神、进取毅力，越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

  解决中国问题关键靠知行统一。自古以来，立德、立功、立言被并称为人生追求的“三不朽”，其联系的中间环节在于立行。对生长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中的每个人来说，立言更要立行，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默默无言而做得到位，给人以惊喜；夸夸其谈而不见行动，则给人以失望。既想代圣贤立言，又想为私利经营；人前高谈阔论，人后蝇营狗苟，则必遭人唾弃。有梦想，就要有奋斗；图共享，就要真共建。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人的梦。把立言与立行、梦想与实干、共享与共建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成就我们的梦想、人生的“不朽”。